拒絕沉默的司法人、電影《大審判家》中的檢察總長，
德國轉型正義代表人物！
了解德國傳奇檢察官如何拋開傷痛，重啟追緝納粹與思辨之路。
弗里茲・鮑爾是一位偉大的法律工作者與人文主義者，
他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大審判家》，獲獎無數！
他不只翻轉了戰後德國的命運，讓德國走上反思之路，
他的傳奇一生也成為德國多部電影的重要題材！
一位打破沉默圍牆、扭轉當代德國的關鍵人物，
一本令國際矚目的傳記楷模！
「沒有人應該順從！如果一項法律或一項軍事命令是犯罪的，
那麼每個人都有義務去反抗它。」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安德烈亞斯・弗斯庫勒教授 （Prof. Dr. Andreas Voßkuhle）特別專文推薦；附作者給台灣中文版獨家專序
林育立(駐德記者) 、蔡慶樺(作家) 、蕭宇辰(「臺灣吧」、「故事Story Studio」共同創辦人) 聯合推薦
本書受到高度好評與推薦，更被德國與國際媒體譽為「法律工作者必讀之書」、「令人欲罷不能的一部傳記」，更能理解今日德國走過的重要道路！弗里茲・鮑爾迫使德國人看清戰後德國面臨的課題，他是在依然深受納粹餘孽影響的年輕聯邦德國的司法體制裡，完成法蘭克福的奧斯威辛大審判。為了將阿道夫・艾希曼帶上法庭受審，他與以色列的特務合作。然而，這位英勇的獨行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作者講述鮑爾成為德國政壇話題人物、偉大的法律工作者暨人文主義者的傳奇人生。
1963年，「奧斯威辛」（Auschwitz）成了德國人家喻戶曉的詞彙。二十二名納粹黨羽遭到起訴，一場舉世矚目的大審判在法蘭克福展開。這一切全得歸功於一個人：弗里茲・鮑爾，德國黑森邦的一位檢察長。身為猶太人，又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他在1936年時設法逃離了納粹德國。在大戰結束重返德國後，他引發了戰後德國社會對於納粹份子應當負起的罪責的熱烈討論，更排除萬難，在依然深受納粹餘孽所影響的年輕聯邦德國的司法體制裡，完成了「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大審判」。在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時代休養生息的氛圍下，鮑爾的種種言行，不僅惹惱了他的同行，為他樹立了許多敵人，更使他成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作者藉由這部傳記告訴了我們，鮑爾是如何改變整個德國，促使這個國家走上反思之路，而鮑爾的勇氣又是如何帶給這個國家恢復名聲的契機。
弗里茲・鮑爾勇往直前，對於「人性」、「道德」的辯證，
思索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與未來，
正義與罪責，始終是戰後德國面臨的課題。
媒體讚譽
「令人信服的闡述，動人心弦的刻劃。」——克里斯多夫・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作者
「宏偉壯闊。」——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
「堪稱寶藏的一本引人入勝的政治傳記。」——《達姆城迴聲報》（Darmstädter Echo）
「令人欲罷不能。」——《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
「一部優秀的傳記。」 ——《時代周報》（Die ZEIT）
「史坦格將看似枯燥的司法素材化為一本有趣、生動且極為引人入勝的好書。」——《歐芬巴赫郵報》（Offenbach-Post）
「這是一部由擔任法律工作者與新聞工作者同樣夠格的羅南・史坦格所撰寫的傳記。這部深入刻劃弗里茲・鮑爾的傳記，採用了一些新的素材。史坦格並不屬於那種惡意爆料的記者，但他所揭露的某些內幕卻可能會讓當年的弗里茲・鮑爾以他的職位與事業付出代價。」
——《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
「令人印象深刻……。史坦格不單只是描繪了一位勇敢對抗時代精神的英雄的片面形象，同時他也揭露了這位英雄軟弱的一面。」
——德國廣播電台文化台（Deutschlandradio Kultur）
「羅南・史坦格的這本好書……始於生於一九〇三年的弗里茲・鮑爾的人生中的一場意外；這位主角的人生座右銘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前進報》（Vorwärts）
「弗里茲・鮑爾的相關傳記中的楷模。」 ——《匯報》（Allgemeine Zeitung）
「史坦格表示，鮑爾是打破沉默圍牆的人。」 ——波蘭《選舉報》（Wyborcza）
「羅南‧史坦格的這本情感細膩的書，不僅值得我們仔細閱讀，更重要的是，它能提醒我們每個人應堅持反對所有無論新的或舊的納粹口號。」
——《國際政治與社會》期刊（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IPG）
「法律工作者必讀！」 ——《慕尼黑水星報》（Münchner Merkur）
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1983年生於德國埃爾朗根（Erlangen），是《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政論作家。他曾攻讀法學與犯罪學。在前往海牙任職於「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前，他曾在法律事務所與青少年監獄服務過。他的博士論文以一九四五年至今的戰犯審判為研究主題，曾被《法蘭克福匯報》盛讚為「大師之作」。
他的第一本書《大審判》（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2013），是德藉猶太裔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的傳記，更成為他備受國際矚目的代表作。書中描述1960年代時，鮑爾如何憑藉過人的勇氣，在法蘭克福大審判中調查和起訴了參與奧斯威辛集中營惡行的德國戰犯。本書後來在2015年也被改編成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德文片名為：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影片獲獎無數。這本書也已陸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其中包括了英文、波蘭文、日文等。此外，他的新作《柏林的納粹時代：穆斯林醫生對猶太女子的救援紀實》(中文暫譯)（Der Muslim und die Jüdin: Die Geschichte einer Rettung in Berlin），則在2018年獲選為「德國新書」（New Books in German）的年度「非虛構類」選書(中文版亦將於臺灣商務出版)。
推薦序 安德烈亞斯・弗斯庫勒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
作者中文版序——給台灣讀者 羅南‧史坦格
1 將艾希曼告上法庭的德國人：他的秘密
2 猶太人的生活：戰後頗富爭議的司法官從未提過的事
默不作聲的火爆檢座：鮑爾博士的集體沉默／一個想要有歸屬的家庭：帝國時期的童年／光明節與成年禮：培養自信的教育
3 求學歲月，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才華覺醒
二十三人的友誼／猶太兄弟會／「認信德意志文化」：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齟齬／杜賓根，獅穴／一篇受工業大亨歡迎的博士論文
4 威瑪共和的法官：抗擊崛起的邪惡
有人來敲辦公室的門／黑白紅中的一點紅：司法平行世界／「猶太人鮑爾的行為是否符合司法部的規定」／與庫爾特・舒馬赫的二重奏：對抗納粹衝鋒隊的街頭戰鬥
5 集中營與直到一九四九年的流亡
在集中營裡／丹麥，一九三六年：猶如獲得緩刑的罪犯／孤獨的折磨／德國人正逼近中／瑞典，一九四三年：與威利・布蘭特共事／弗里茲・鮑爾是如何撕毀自己的博士論文／「不合時宜」：正當猶太人在一九四五年後的政壇上不受歡迎之際
6 平反七月二十日密謀案的參與者：他的功勞
對抗納粹幽靈的政治流亡者：雷莫爾審判，一九五二年／布朗史威克的邦檢察總長，一九五〇年／「這個問題立即引發了大眾震驚」：一個討論著反抗的國家／「我的同學施陶芬貝格」：留名青史的一段陳述
7 「我們當中的兇手」：一位檢察官的心路歷程
為何要懲罰？／「我知道我想歸屬何方」：人類刑法之夢／進步的先鋒：青少年法官，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五年的紐倫堡法庭，一個光輝的典範與令人震懾的事例／「你們應該說不」：要求違法的檢察官
8 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審判，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年：他的代表作
審判休息時間的一罐可樂／一個上演著這世界不該知道的事情的舞台：鮑爾的成就／為何無神論者與耶穌（且再也不與摩西）爭辯／集中營的剖面：鮑爾的策略／對於被認為是非客觀的納粹受害者的敵意／隱身在幕後的導演：鮑爾自己的角色
9 保護隱私：他的兩難
波希米亞人：私底下的鮑爾／刑法中的反動氣息與一位邦檢察總長的責任／同性戀之友：鮑爾在關於第一七五條的論戰中
10 走向孤獨的道路：他的悲劇
害怕親密：這位司法官與猶太人／「人們和他談不來」：弗里茲・鮑爾的少壯檢察官團隊／「左派總是懷抱著他們的烏托邦」：臨終的失落
11 陳屍浴缸，一九六八年
謝詞
資料來源
參考文獻
將艾希曼告上法庭的德國人：他的秘密
法蘭克福法院街上的這扇沉重的橡木門未曾發出任何聲響，就在二十七歲的米歇爾・莫爾（Michael Maor）偷偷地打開它並悄悄地潛入黑暗的建築物之際。他們事先為他畫了路線圖。右轉上石階，一路至三樓，那裡有塊開闊的平面，宛如一個由綠色油氈所構成的宏偉的前院。月光照在那上頭。他的目光落在唯一一扇白色的門上，這扇門就彷彿從樓層的其他部分凸起於一個基座上。它的左右兩旁矗立著許多大理石柱，這些石柱在黑暗中看起來不是紅褐色，而是黑色。它們彷彿交代他：你絕對不能誤事。
這位以色列的前傘兵所接獲的任務就是：拍攝放在桌子左邊的檔案。那張桌子就在法蘭克福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的辦公室裡。辦公室裡散發著雪茄的氣味，長長的窗簾緊閉著，牆上則掛著現代藝術作品。辦公桌清楚地分成兩邊，左手邊的桌面上放置了一堆文件。「那些書面資料上印有『SS』（納粹親衛隊〔Schutzstaffel〕的簡稱）的符文」，莫爾回憶道，「而且在第一頁上就貼有一個身著制服的男子的照片。」
那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檔案，這位瘋狂且野心勃勃的大屠殺首席組織者，曾經鉅細靡遺地規劃了，如何透過官僚機構殺害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在這場深夜行動過了幾週後，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一日晚間，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The Mossad）就在這位納粹罪犯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藏身處逮捕了他。在遭到麻醉，與被換上一件以色列航空的制服下，艾希曼被帶上某架客機的頭等艙載往以色列。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刑事審判之一隨之登場，而這也是當時年紀尚輕的以色列社會的一個關鍵時刻。然而，決定性的足跡卻是在法蘭克福。
在一九五七年時，有封開啟這一切發展的信寄到了這裡。這封信是來自一位名叫洛塔・赫曼（Lothar Hermann）的男子；他原是一名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流亡到了阿根廷定居。他在信中寫道，他發現，艾希曼現正以假名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他之所以發現了艾希曼，其實是因為一樁巧合：他的女兒居然就這麼巧愛上了這個大屠殺劊子手的兒子。在那個時點上，這位被這樁「喜事」搞得驚魂未定的父親幾乎可說是求助無門；當時以色列政府還在為迫切的國防問題忙得不可開交，而美國人則是把懲罰納粹戰犯的責任丟給了德國人，至於在德國的司法界裡，許許多多的法官和檢察官則都擔心自己是否也會淪為遭人審判的對象。唯有在法蘭克福，當時那裡的邦檢察總長才一直在憑著一己之力設法緝拿艾希曼歸案。
這位名為弗里茲・鮑爾的邦檢察總長可算是一個「異數」，也因此，他的聲名才會遠播到阿根廷和以色列。弗里茲・鮑爾是個具有猶太血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在一九三六年時幸運地逃出納粹的魔掌，直到一九四五年以後才重返德國，而且回歸參雜著最多納粹黨羽的德國公務體系。他特別選擇投身刑事司法部門，決意要為懲罰納粹罪犯而奮戰。而這也就是洛塔・赫曼那個舉報艾希曼的爆炸性信息的收件之處。
正當那位以色列特工剛在弗里茲・鮑爾黑漆漆的辦公室裡，裝好他的攝影器材，他被突如其來的聲響嚇了一跳。「忽然間，我聽到了腳步聲，而且還有光線從門縫裡射了進來。」米歇爾・莫爾趕緊躲到桌子後面，外頭的綠色地毯上顯然有人正用發出吧嗒吧嗒古怪聲響的腳步緩慢接近中。聽起來，彷彿那個人後頭拖了什麼東西在地板上。
莫爾待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直到他確定，在外頭活動的人定是位清潔女工。 「她應該有點草率」，他表示，因為她居然沒有進來打掃邦檢察總長的六十平方米大的辦公室，就這麼拖著奇怪的腳步往他處去了。「算她好運」，莫爾暗示性地表示道，畢竟他當晚的任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燈光再次熄滅。
被傳給摩薩德的艾希曼文件並非碰巧敞開地放在桌上。這位夜間訪客是弗里茲・鮑爾自己邀請來的。與其說這是一場侵入，毋寧說這是一次秘密的交接；它是如此地秘密，就連與鮑爾關係最親近的法界人士，都無人知曉此事。
推薦序
憑藉無所畏懼與堅定不移，憑藉奮戰精神與近乎用之不竭的毅力，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為人道服務。熱情催生一個最啟蒙、最開明的社會，是他畢生的中心思想之一。這樣的中心思想，在他還是一位年輕的斯圖加特（Stuttgart）司法官時，從他致力於理性的刑法實踐，就已清楚地表現了出來。同樣明白顯現的還有他對於在德意志這塊土地上第一個被孕育出的民主政權——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所做的頑強捍衛。然而，最能夠證明他選擇站在啟蒙一方的，則莫過於他在聯邦共和國肇建之初所扛起、直到他在1968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份英年早逝時，都未曾放下的奮戰；曾經先後在布朗史威克（Braunschweig）與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擔任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弗里茲・鮑爾促使「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暴政成了在肇建的聯邦共和國裡受人矚目的一項主題。他迫使一個當時依然還極不情願去面對這段歷史的社會，將這段惡名昭彰的過往融入它的自我描述。弗里茲・鮑爾促使德國人民去面對一個既令人震驚、又令人羞愧的不公不義的歷史全貌。在1963至1965年的第一次「法蘭克福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Prozess)中，這位檢察長在揭露納粹德國社會的犯行，以及追究其司法罪責上的奮戰達到了頂峰。
弗里茲・鮑爾一直蒙受著周遭的抵制與敵意。他遭到邊緣化，受到迫害，甚至被迫流亡。雖然與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及迪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人熟識，但他卻總是習慣站在不隨波逐流的立場。不難想像，這種孜孜不倦的生活耗費了他多大的心力。
雖然弗里茲・鮑爾也從事新聞工作，但他主要的角色卻是實務的法律工作者。因此，他的生平其實可以作為衡量法學家的勇敢行為與施展自由空間的範例。所有的法律都是人類的產物，它們的制訂、執行和解釋總是由人來負責。法律從不會自己發生。它們始終取決於那些視實現它們為己任的人。在一個頂多只是零零星星地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做些司法處理的時代裡，弗里茲・鮑爾讓我們看到了，憑藉法律的手段，其實能夠做到怎樣的事情。
弗里茲・鮑爾憑藉法律的作為和對於法律的奉獻，特別引人注目，這與當時在司法界裡普遍瀰漫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跨越1945年這個重要關卡的、巨大的人事連續性，也象徵標誌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戰後司法體系，因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戰後司法是把它自己的道德自我卸責，建立在某種舒適的神話上，最終唯有它的法官美德才能破除、損害它。因為單單只是服膺於法律，且完全是在受外力所左右下，德國司法才與納粹的統治連在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官的道德完整性看似完好無損。
法律對於法律工作者的拘束、限制是法律工作者的日常經驗。然而，弗里茲・鮑爾的一生卻是鮮活地表明了，特別是在法律的框架內，發揮道德自由的可能性。我們在這當中看見了，憑藉勇氣、憑藉論述的敏銳性，尤其還有憑藉孜孜不倦的工作熱情，人們在司法上可以達成什麼。所以，我們可以把弗里茲・鮑爾的一生視為典範，同時也可視為對法律工作者的專業性的論斷或評判標準，這點可說是顯而易見。
身為民主主義者與愛國者的弗里茲・鮑爾，不單只是為德國的歷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還帶給它巨大的正面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將他的一生謹記在心，永遠緬懷他的功勞。對此，本書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安德烈亞斯・弗斯庫勒教授（Prof. Dr. AndreasVoßkuhle）/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
卡爾斯魯爾（Karlsruhe），2013年5月
作者中文版序——給台灣讀者
在我首度前往台灣時，我搭了大約至少十二個小時的飛機，但我卻到了一個和我自己的國家或許出奇類似的國度。
我的國家德國，有雄偉的高山與茂密的森林，是一個充滿自然美景的國家。它同時也是一個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一個工藝之國。然而，在過往的幾個世紀裡，這些工藝卻被用來製造大砲、製造一些可怕的武器，藉以發動戰爭、藉以殘殺人類、藉以將人置於驚恐的狀態。
如同台灣有其自身面對的課題，我的國家德國，也面臨了一個問題，該如何去面對自己曾有的血腥過往？而且人人也都背負著巨大的罪惡感。我們能否乾脆就此將這一切拋棄和遺忘？然而，如果不誠實地去面對過往的那些恐怖，我們又如何能在一個良好的基礎上建立民主？德國在這當中所面臨的困難，還有德國社會內部在這方面的激辯，都是這本書的主題。
對於許多在1930與1940年代以納粹（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意識形態之名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後來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都希望，最好是將它們掩蓋起來。當時有位勇敢的司法人員名叫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他在1950與1960年代迫使德國人去回憶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他讓真相得以被說出來。他在德國社會引爆了激烈的論辯。所有截至當時為止人們避而不談的事情，全被弗里茲・鮑爾攤在陽光底下。他也因此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
直到1995年，才有一所德國的大學以弗里茲・鮑爾的名字為其中的一個研究所命名。除此以外，人們幾乎未曾給過他多少肯定與表揚。直到2013年，在你目前正在閱讀的這本書於德國出版後，情況才稍有改變。
這本書獲得了十分正面的迴響。所有大型的報紙也都談論了這本書。它還激起了多位德國電影製作人將弗里茲・鮑爾的故事搬上大銀幕的興趣，這股風潮後來甚至演變成多位飾演鮑爾這個角色，也就是可謂為一時之選的德國演員，進行一場演技大比拼。
2014年1月，我應邀在聯邦司法部為德國重要的法官、檢察官與司法行政人員做了一場關於弗里茲・鮑爾的演講。這是當時新任的司法部長想要傳遞給司法人員的一個信號。他們應該以弗里茲・鮑爾為榜樣。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安德烈亞斯・弗斯庫勒教授（Prof. Dr. Andreas Voßkuhle）為本書作序；這同樣也是一個信號：長久以來未曾紀念過弗里茲・鮑爾的德國司法界，藉由這個舉動象徵性地歡迎弗里茲・鮑爾再度回到他們之中。
在這段期間裡，德國有了第一所學校，即以弗里茲・鮑爾為名的中小學，此外，還有一些街道、廣場、法庭也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由於時代所需，這個國家重新記起了這位曾經讓它很不自在的勇者。年輕人也仰望他。弗里茲・鮑爾在戰後如此撼動了德國，他展現了其他許多司法人員所欠缺的勇氣。他是一個典範。
弗里茲・鮑爾所要傳遞的信息就是：沒有人有權順從；如果一項法律或一項軍事命令是犯罪的，那麼每個人都有義務去反抗它。簡言之，這就是弗里茲・鮑爾為闡明納粹統治的過往所推動一切司法審判的精髓。這項信息不單只是適用於德國，它更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一項信息。
內心企盼這個故事同樣也能在台灣引動與啟發重要的社會辯論。
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柏林，2019年8月
王榮輝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譯有：《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7－「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生活的藝術：52個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等書。
